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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编制并公布了两批中央和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清单。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听取全社会意见，及时以通俗易懂语言解读。在执法全过程中主动普法，将行政执法相关的法律依据、救济途径等进行公示。

    在司法办案各个环节宣讲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建立了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工作机制，推动以案释法制度化、常态化。

    “案例是普法的最好方式。”在分组审议时，郑功成委员说，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案例说法，让大家懂法、守法，知道法律价值取向，建议以后大力开展“以案说法”工作。

    徐显明委员认为，“谁执法谁普法”使法官和检察官有了普法的责任，和过去相比，普法机制更加健全。同时他也提出建议：“谁立法谁普法”，让立法机关也负起普法的责任。

    “普法工作不是一段时间的工作，在我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要伴随国家法治化的全过程。”张苏军委员建议，可以通过制定法治宣传教育法来进一步强化“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同时明确各方面的普法责任义务，更好地用法治保障普法工作的进行。

    培育“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七五”普法工作的开展，推动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沈跃跃副委员长说：“‘七五’普法决议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实施，普法工作的各项任务基本完成，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成效是突出的。”

    5年来，宪法法律纳入了干部教育体系，国家工作人员的权由法定、权依法使、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等法治理念明显增强。法治教育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青少年的规则意识和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能力明显增强。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合规意识进一步增强，2019年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覆盖职工1.49亿人。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处理社会事务取得了很大成效，这与普法的宣传教育是密切相关的。人们的法治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升，这也是普法教育的结果。”对此，吉炳轩副委员长评价道。

    “要更好体现新时代全民普法工作新特点，大力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注重对法治环境、法治意识、法治素养的培育。”曹建明副委员长提出，加强对宪法、民法典等重要法律的深入宣传，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让“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成为过去

    唐一军指出，“七五”普法工作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有：有的地方和部门对普法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存在“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现象。普法工作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有的地方和部门基层普法工作力量不足，经费保障不足。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还需全面落实，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不同程度存在执法和普法“两张皮”现象。“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提高，高质量普法内容供给不足，社会力量参与力度还需加大等。”唐一军说。

    刘修文委员强调，“着力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非常有必要。“要让人民群众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感受到知法懂法的好处，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实效，法治宣传教育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他建议，更加注重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开展宣传，挖掘更多法律素质高的创作者，把法治宣传的触角融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熊群力委员认为，执法、司法人员首先要学好法，严格、准确地执法、司法。要加强对执法、司法者的普法，加强执法、司法人力资源建设。

    曹建明副委员长指出，要努力实现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到2025年“八五”普法规划实施完成、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等总体目标，努力把法治宣传教育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全民守法的法治实效。

    “七五”普法工作报告还提出，“八五”普法工作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新发展阶段全民普法工作；深入宣传宪法和宪法相关法、民法典以及与促进高质量发展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社会教育体系；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合；着力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党对全民普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健全普法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和奖惩制度，推动法治宣传教育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