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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说理的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的司法潜规则




2019年01月11日 星期五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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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司法潜规则
口 刘 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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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透过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案例,提炼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命其名曰潜规则。照此思路,可以发现明清时期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潜规则,当时的史籍、文牍和文人笔记小说多有反映,很有挖掘研究之必要。

    立案的空白地带

    明清时期司法潜规则第一步即体现于立案阶段。由于缺乏明确法律规范的约束,身兼行政长官和法官多重身份的地方主官掌握着立案与否的决定权。能不能立案、要不要立案全凭官员自己的判断,这也给其缘法为奸、弄权牟利留下了空间。

    明代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陈定之妻死亡一案颇能说明问题。常州府武进县富户陈定之妻巢氏病亡后,其弟巢大郎为“赚些油水”,捏造陈定勾结小妾丁氏杀害巢氏的事实报于官府。恰值武进知县在接待一个来向他“打抽丰”(即凭着某种关系向官府或富户分润财物)的同乡,只因寻思道“陈定是个富家,要在他身上设处些,打发乡亲起身”,便接了诉状,发签拿人,一番折腾之后,陈定最后以倾家荡产、丁氏认罪自缢的代价才换回自由身。

    明清时期的司法潜规则影响案件审理

    案件进入审理程序之后,司法潜规则的影响愈发明显。对于主审官员而言,遇到涉及大族名宦的案件,如何避免损害他们的利益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要优先于查清案件是非、判定结果公正,否则不仅乌纱帽保不住,甚至项上人头也有失去之虞。在《红楼梦》中,金陵城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记载着这四家信息的“护官符”便成了金陵地方官的必备之物,倘非门子的“热心”提醒,恐怕新任应天府尹贾雨村凭着心中一丝尚存的良知去审理葫芦案,非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难保”,说不得还要落个“致使锁枷扛”的下场。在后面的张华一案中,都察院主官则深知案件“与贾王两处有瓜葛”,办起案来畏首畏尾,况又受了贿赂,便如提线木偶一般,任王熙凤操纵摆布,毫无主见。

    至于那些不涉及高官大族的案件,地方官员便可以放开手脚去办。清代姚元之编著的《竹叶亭杂记》介绍了四川司法界一种名为“贼开花”的潜规则。当地发生盗窃案件时,官家无须调查,只需将事主的四邻富户划定为窝赃嫌犯,牵一带二抓三,统统关押起来,便可坐收敲诈勒索之利。因此,一旦出现刑事案件,地方上往往出现“小康之家多逃匿邻境以避其锋”的荒诞场景。

    死刑执行藏“玄机”

    明清司法运行的操控者不仅有一级官员,更包括无数默默无闻的衙役皂吏。有赖于后者的“精心”运作,朝廷成法在司法实践中被消解于无形,潜规则大行其道。

    清代方苞撰写的《狱中杂记》,能帮我们一窥当时司法执行的“玄机”。以执行死刑为例,刽子手会提前与受刑者本人或家属谈妥交易,术语叫做“斯罗”。执行凌迟的,给足了钱,刽子手先刺中心脏,受刑者登时毙命,否则千刀万剐之后才刺心脏,令受刑者死前受尽折磨;执行绞刑,给足钱的,绞一次就能气绝,否则,绞上三五遭还得加上别的刑具,才能咽气;即便执行斩首的,也不是没有议价的空间——“留置”砍下的头颅当作换取钱财的质物。刽子手刑逼勒贿,丝毫不会顾及受刑者确属家贫而降低交易价格。在他们看来,交易面前必须不分贵贱。如此,才能“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这既是为了防止犯人产生侥幸伪装心理,更有助于激励犯人为了减轻肉体上的痛苦而倾尽其所有。

    明清时的酷刑不仅成为衙役群体反复使用的获利资源,也释放了行刑者内心深处蛰伏的“恶魔”。数百年间,刑罚的执行始终停留于酷虐恐怖状态而未有丝毫进步。

    清代讼费陋规泛滥成灾

    明清时期司法潜规则不仅活跃于案件的审理和执行之中,延至清中后期更是在基层司法中逐渐形成了当事人诉讼要向官府衙役缴纳大量钱物的陋规。这些讼费陋规渗透、贯穿于司法运行的各项基本制度和案件的各个环节,其严重程度令人瞠目。清代官员方大湜在《平平言》中罗列了种种陋规名目,具体而言“代书盖戳则有戳记费,告期挂号则有挂号费,不俟告期而传呈者有传呈费,准理而交保者有取保费,房书送稿有纸笔费,差役承票有鞋韈费,投到有到单费,踏勘有夫马费,坐堂有铺堂费,结案有出结费,请息有和息费,事事索费,人人索费,费之名色,更仆难数。”

    不难想象,如此泛滥成灾的讼费陋规,根本无以造就清正廉明的吏治和司法。别的姑且不论,单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等流传至今的民间谚语便很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司法潜规则之恶、之盛和百姓对它的痛恨与无奈。

    名臣救弊,无功而返

    当国家大法这一“显规则”行将被潜规则侵蚀吞没之际,开明的官员们也曾做过补救时弊的努力。一代清官海瑞鉴于司法现实的黑暗,在司法审判中弃事实调查基本程序于不顾,匠心独具地总结出一套独特的裁判经验。

    他主张“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实质上同样是一种不辨是非、不讲逻辑的野蛮司法,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实无益于对司法潜规则的矫治,因此即便是在当时也没有泛起多少浪花。

    而大学士张居正的手腕则更强硬,效果也更明显。他甚为服膺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的司法理念,明确主张“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倡廉惩贪取得了积极效果,史籍称誉“暴官墨吏,下所司论罪,悉尽本法”。然而随着张的暴卒与倒台,人亡政息,万历朝的贪腐之风卷土重来,愈演愈烈。

    司法潜规则的根源和启示

    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明清统治者沿袭前朝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民间纷争的态度一贯是严加约束和控制,根源在于儒家“无讼”思想有助于纠纷的化解和社会的稳定。这只是其积极的一面,为人所共知,而消极的一面则容易被忽视。分析可知,专制统治者默许很多司法潜规则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希图借用这些陋规、潜规则来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从而倒逼百姓息讼罢访。然而实践证明,这个愿望并未实现。司法潜规则只会助长司法腐败和民风刁蛮,三者交互激荡,形成恶性循环。

    况且,百姓好讼并非尽出于“尚气”,大部分仍属于正当权利行使引发的争执,司法机关的正确做法是居中秉公裁判,划清权利义务边界,提供合理的行为预期。而错误的御民术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对司法潜规则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最终导致了明清时期司法潜规则的畸形繁荣和司法腐败的塌方式爆发。个中教训,不可不察。

    (作者单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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