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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塔姆勒:正义法对形式法的矫正
立足经验事实的理论创新




2018年05月25日 星期五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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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经验事实的理论创新
——评陈瑞华《司法体制改革导论》一书
□ 毛逸潇 赵青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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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司法体制改革,致力于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审判方式和司法人员职业化等技术性问题。随着法治理念在国家治理中的深化,2013年以来的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呈现出更深层次、更具现代化的特征,不再局限于初期的法制化建设,而是在司法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层面展开,是触动司法制度根本问题的纵深改革。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的最新著作《司法体制改革导论》前不久付梓,该书系统研究了相关问题,值得关注。

    洞悉问题:经验事实的体察深思

    作者一贯坚持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在经验上升为理论这一“惊心动魄的跳跃”中实现学术突破,丰富的经验事实总结及精辟的问题顽疾诊断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以“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为两条基本线索,逐步推行了省级以下法院、检察机关人财物收归省级统一管理,司法责任制、员额制等创新制度。还提出了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及推动审判中心主义等改革方案。此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给司法体制带来法律监督模式重塑等严峻的理论挑战。

    理论是灰色的,但实践之树常青。中央顶层设计在侦查、检察、审判以及常被忽略的司法行政机关的实然走向,地方各级机关在改革实践中贡献令人耳目一新的经验智慧,部分改革举措引发的新的改革难题,均在书中予以深度呈现。

    面对千绪错综的改革新制,学者的使命不仅在于对其进行鲜活生动的描绘式列举梳理,更在于直面制度困境、挖掘制约因素的诊断式体察检视,例如,根据司法体制改革方案,更能做到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对这些改革的深思,不仅能引发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而且发挥了理论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积极影响,以此夯实了新理论的价值厚度和理性醇度。

    提炼理论:改革亟需的学术支撑

    为充分利用实践经验,令人信服的司法体制改革理论成为迫切的需求。作者以司法权性质搭建理论准备,进而对关涉机关的改革进路展开理论反思,尤其针对人民法院改革系列难题进行理论探索,例如,阐明审判独立内涵的发展路径;提出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运用诉讼原则和程序理论分析“会议制”审判委员会制度;讨论独任法官审判案件的范围等问题。此外,在公检法三机关的法律关系上,作者通过反思“流水作业”模式、“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构造、“新间接审理主义”模式等理论问题,使审判中心主义和庭审实质化改革得以明朗通透。

    这些司法体制改革理论正是概括和总结司改经验事实后形成的中国模式,可谓一场专注于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具原创性要求,这也是法学研究本土化之必要。以往以西方法律原理为中心研究方法在此难行,例如,我国独有的人民陪审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英美陪审团大不相同,西方的司法审查制、法官独立模式、对抗式诉讼制度等在中国也无法富有实效地直接推行。因此,基于经验事实的理论创新,在概括、解释、审视改革现象,在反哺改革实践中为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构想未来:理论指导的实践涅槃

    前沿理论不仅具有解释力,还具有强大的预测力,藉此作者构想了检察制度、司法行政制度、员额制、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模式等改革愿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例如,作者通过理论梳理选定“司法行政与政府法律事务的统一管理机关”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结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宏观目标,确定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若干基本原则,据此提出八项宏观改革思路。其中,诸如加大对政府法律事务的管理力度,取消政府下设的法制办公室,将其职能全部划归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等契合机关职能理论的改革思路已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当然,这些预测的生命力并非仅源于实践的认可,还在于理论的孕育和指导,与传统“对策法学”研究方法相比,高下立判。

    传统“对策法学”以改进立法和促进制度改变作为研究目标,忽视理论创新而径行提出对策建议,因而这些对策未必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这种功利性的“制度空想”曾一度成为制约司法体制改革理论研究的学术藩篱。现今各改革关涉机关多多少少会陷入由理论匮乏引发的困惑,如侦查机关如何面对侦查中心主义的责难,检察机关如何发挥剥离职务犯罪侦查权后的法律监督职能,司法裁判权在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改革下如何独立行使……这些难题都需要全新的司法体制改革理论予以自信且坦率地回答。本书对此也提出了解决方案。

    司法体制改革呼唤理论创新,这是研究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最好的时代,也是理论创新最好的时代。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法学院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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