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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18日 星期六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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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儿童利益最大化
——南京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赵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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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儿童节前夕,由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承担的重点调研课题《南京青少年犯罪原因与对策研究》新鲜出炉。这份近万字、用时近半年的调研报告,以近十年南京法院少年审判的案例为素材,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案例,分析得出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与原因,揭示未成年人犯罪出现的新特征、新趋势,并从社会控制论角度提出预防对策。这份调研报告将成为南京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加强对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重要参考。

    理论成果远不止这些。近三年,南京法院还先后研究出台了少年审判的“四项理念、十项制度”等。立足审判,加强对新形势下审判对象和工作的研究,以理论指导审判实践,是南京少年审判的创新。“只有不断加强对儿童权益保护新情况的研究,才能让儿童沐浴在司法的春风里,实现利益保护的最大化。”南京中院院长胡道才说。

    改革审判组织,使审判人才留下来

    王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从事少年审判工作近二十年,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优秀少年辅导员”等荣誉称号,是南京少年审判的一面旗帜。可在四年前,她却面临着转岗的选择。

    过去,玄武法院少年庭一年受理涉少案件近百件。在受案总量不高的情况下,少年庭的工作量还算过得去。可随着案件的大幅增长,全院法官人均受案数在150件以上,而涉少案件又逐年递减,甚至有的年份不足50件。案件减少导致少年审判工作越来越被边缘化,少年庭面临着要么撤并要么转型办其他案件的窘境。

    王萍的尴尬并非个别。南京中院一项调查显示,近10年来,南京地区涉少刑事案件、犯罪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犯罪人数到2014年减至200余人。全市少年审判庭普遍存在被迫转型的危机。

    “家事审判与少年审判具有互补性。家庭环境,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环境,将家事案件纳入少年庭审理,既可以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上理顺关系,也可以整合审判力量,促进各审判部门均衡发展。”胡道才首先提出破题的思路。

    循着这条思路,南京中院组织调研,从全面保护、专业化审判、优化配置审判资源、创新审判模式等六个方面论证破题,并于2013年7月在全市各法院设立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开启对未成年人及弱势群体全面司法保护新模式。

    融合后的少年及家事审判庭每年受案在1万件左右。有了施展的舞台,少年审判法官有了宝剑配英雄的归属感。

    窥一斑而见全豹。在南京,少年审判队伍已形成以王萍等为代表的中青年审判骨干和人才梯队,人才队伍建设成为审判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全市少年及家事审判庭有80%以上被国家或省表彰为“青少年维权岗”。

    创新裁判思路,让儿童利益最大化

    “六一”前夕,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的法官来到湖北省武汉市,回访了解三岁小姑娘小悦悦的近况。

    不幸发生在一年前。小悦悦的母亲因病去世,两个“父亲”为了小悦悦的监护权将官司打到秦淮法院。被告在得知小悦悦是妻子与王某婚外情所生,坚决要求放弃监护权。小悦悦究竟由谁来监护更好?⇨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 法官没有简单地判决原告胜诉,而是从小悦悦的现实及将来的利益保护出发,在多次走访小悦悦的其他近亲属,并充分考察原告的抚养能力与抚养愿望后作出判决。同时,又针对小悦悦在母亲去世后有权继承上百万元房产的情况,让生父写下不侵占小悦悦财产的承诺,并进行了公证。

    该案裁判方法的创新,不仅解决了监护难题,也对小悦悦的未来保障加了一把司法保护锁。

    在南京,类似这样的裁判创新还有很多。今年“六一”前,南京中院公布的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件,无不体现未成年人利益司法保护的最大化,其中的国家代理、禁止令、 财产申报等均为裁判范例。

    “过去,经常发现一家人或一对夫妻在法院同时存在或先后诉讼多起有牵连关系的家事案件。有一对夫妻诉讼离婚后,再诉讼多个离婚财产纠纷及子女探望权纠纷等,一起离婚案件,分别在7家基层法院衍生出57起关联案件。”南京中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庭长周侃举例说。

    “这样的分别审理模式,不利于法官查清案件事实和统一裁判尺度,有害于未成年人和弱势群体利益司法保护的最大化。”

    沉疴待猛药。南京中院在实践中创设归并审理制度:对不同法院受理的多个有关联的家事案件,协调由同一家法院审理;同一家法院受理多个关联家事案件,统一交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并由同一合议庭同一法官承办。

    涤荡由点到面,改革由表及里。南京中院在实践中先后探索建立了符合少年及家事审判的十项制度,其中包括不公开审理制度、当事人亲自到庭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家事调查官制度、未成年人利益代表制度等。

    这十项制度来源于实践,体现的是对儿童利益司法保护的最大化。它既是审判方法,也是裁判规则。南京中院一方面发挥审级监督的“指挥棒”作用,规范确立导向,修正失范裁判;另一方面通过开展评选优秀精品案件、检查讲评等活动,让十项制度的要旨融进每一个案件的裁判中。

    发挥示范作用,把保护力量拢起来

    家庭暴力、校园欺凌、故意伤害……一件件对未成年人的伤害事件,痛在天天与案件打交道的南京少年及家事审判庭法官的心里。

    2013年4月下旬的一天,乐燕为自己的两个幼女预留少量的食物、饮水,便锁上大门离家,致两个孩子饿死家中。南京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乐燕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案的背后凸显了我国儿童监护制度的缺失,引发了南京法官对农村留守儿童、残缺家庭等特殊家庭儿童现状的深切忧虑。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2014年,南京法院的法官向南京市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希望通过地方立法形式加强和规范未成年人保护。该建议被南京市人大常委会采纳,经过一年多的制定、修改、审议,并经省人大常委会议批准正式出台实施。该案也促进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填补了监护制度的法律缺失。

    “法律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超前的、全方位的,既抵御外部环境带来的伤害,也遏止家庭对未成年人的伤害行为!”周侃说。

    一个案件推动一部法律法规的出台,南京法官用法律的力量守护未成年人的安全。

    据南京中院儿童权益司法保护白皮书显示,2014年至2015年,全市法院开展法庭观摩、模拟法庭、各类法治讲座等100余场次,受众中小学生10000多人次;近5年,有65名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犯接受培训;共计有500余名未成年犯获得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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