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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司法的智慧:“求真以致公平”还是“解纷以致和谐”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次探寻公正的旅行




2016年02月19日 星期五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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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次探寻公正的旅行
李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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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由彼得·贝格导演,马克·沃尔伯格主演的好莱坞大片《孤独的幸存者》上映,引起了广泛好评,《华尔街日报》评论该片“表演一流,动作场面极度令人紧张”。而《滚石》杂志更是一语中的:“该片以道德拷问辅助动作场面推动整个影片前进。”

    该片几乎将真实故事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2005年6月的一天,美国海军士官马库斯和其他3名海豹突击队队员组成特别军事小组,执行一项秘密的前期勘察任务,寻找一名塔利班领导人(本·拉登的亲信之一)。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他们却遇上了几名阿富汗牧羊人(其中最小的只有14岁),此时,士兵们面临艰难的选择,由于不清楚他们与塔利班组织之间的关系而犹豫不决,是枪杀还是放走?支持枪决的士兵说到“我们是在敌后执行任务的现役军人,有权做任何事情来挽救自己的生命”,而反对者马库斯发现自己的良心并不允许杀害这些牧羊人,最后4个人投票,结果是放走他们。就在他们释放牧羊人一个半小时之后,4名士兵被塔利班包围,3名战友遇难,一架试图营救他们的直升机被击落,机上16名美国大兵全部遇难。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感叹不已,尽管马库斯最后获救,但他从此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它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栖息在东德克萨斯的一座坟墓里”。

    通常来说,电影往往是从某一单向角度阐释事件,因此,笔者在看完该片后,除了受到强烈逼真的枪战刺激,更多的是对马库斯的选择感到遗憾,甚至会说马库斯害人不浅!然而当用另外的视角来解读,就会发现选择并非那么简单。迈克尔·桑德尔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试图为我们提供思考的空间而并非给出最后的答案。马库斯事件安排在该书的第一章中,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电车难题、2004年“查理”飓风引发的价格欺诈争论、紫心勋章难题、2008至2009年美国救市行动,每一个案例都足以令人陷入沉思,贯穿其中的乃是对公正的一次次考量。福利、自由、道德三条公正的进路引入了公正的道德困境,作者在牧羊人一节中设想如果牧羊人本是塔利班的反对者,只是受到残忍的折磨而供出士兵的位置,士兵们做出杀害牧羊人的决断可能会更加痛苦。对公正的探讨必然是艰难的,令人鼓舞的是,该书尽管所涉主题艰深,但是以浅显的语言以及大量的案例将公正的进路以及思考的方式一一展现。它并非一部关于公正的观念史,而更像是一个探寻公正的旅行家,一次次运用论证与反驳、佐证与反证、假设与虚构将公正的形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如剥洋葱般地找寻公正的内核与魅力。

    第一条进路是杰里米·边沁倡导的功利主义。边沁为功利最大化原则作出了强力的辩护,他认为“当一个人想要反抗功力原则时,他所引用的理由正是来自这个原则本身——而他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基于此,在受到自由主义的批评时,他的忠实拥趸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认为“个人自由的理由完全建立在功利主义的考量上”,然而一些具体的情景为功利原则蒙上了难以拂去的阴影,例如将基督徒扔给狮子取悦大众一例完全符合功利原则。功利主义在捍卫自己的公正观念时有滑向道德考量的风险,因此与边沁声称的自然人权的观念“是踩在高跷上的废话”呈现出不可避免的矛盾。作者还举了两个相当具有针对性的案例来反思功利原则中通用货币价值的弊端,比如烟草公司与肺癌的故事,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提供了一份吸烟能为捷克政府省钱的报告,报告称“尽管烟民在世期间,会在预算中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用,可是他们死得早,能够给政府在医疗、养老金以及养老院等方面节省数目可观的费用,每年国库将因此增加1.47亿美元”,批评家们忿忿不已,实际上该种思路方式极大地贬低了人性,后来该烟草公司道歉说到 “这种衡量是一种彻底的、不可接受的、对人类基本价值的漠视”。

    第二条进路是自由至上主义。该种公正理念反对家长式作风、道德立法以及收入再分配,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是自由主义的强力支持者,另外,冯·弗里德利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伯特·诺齐克对自由主义作出了充分的论证。自由主义往往与市场连接在一起,在自由市场中该种公正进路也同时遭遇了诸多难题,比如辅助性自杀难题以及骇人听闻的经双方同意的吃人事件(2001年发生在德国罗腾堡的一桩奇事),另外正如作者说的那样“我们很难想象出比生孩子和打仗更为迥异的两种人类行为”,在美国征兵制的变迁以及代孕合同的考察中,自由主义存在反对征兵制以及支持代孕的明显倾向,然而质疑自由主义的理由层出不穷,公民共同责任、不真正的自由、有问题的同意、贬低更高的善,每一种批评都强劲有力难以化解,特别是公民责任、共同善以及反对功利原则的人性观等带有价值评价的方式具有非一般的内心认同。自由与功利似乎都逃不脱道德约束,因此作者也无法绕开伊曼纽尔·康德极为苛刻的公正观,实际上很难理解康德心中所设的道德感到底为何,作者在简要论述后问道“康德愿意为比尔·克林顿辩护吗”?答案是“会的”,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此时你不得不为作者的联想惊叹,也同时对康德式的洞见与严苛有所感悟,尽管康德对公正的直接论述颇少,然而他为自由道德作出了努力并赞同基于社会契约的公正理论,可以想见这类契约也同样严苛,后来的约翰·罗尔斯以假象的“无知之幕”“差异原则”勾勒了这一原初契约,成为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最具说服力,支持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理由。

    第三条进路是促进德行与共同善。罗尔斯反对道德应得(即符合道德要求的所得),割断了道德与公正关联,作者用反歧视行动(1978年巴克案)、种族隔离(1950年斯维特诉佩因特案)以及虚构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例证将这一瑕疵放大,进而强调公正与道德应得无法隔离。这一进路回溯到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关于公正的理论不可避免会与荣誉、德行以及良善生活的本质相关。基于此,作者回到现代社会,对德日战后道歉的褒贬强调了共同体的责任以及政府促进共同善的义务,从肯尼迪到奥巴马的演讲中探讨道德在政治与法律中的作用,以至于1993年罗尔斯在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中也坦诚了道德的无孔不入。作者认为功利将公正算计,自由至上否定公共生活中的偏好与欲望都是不可取的,一个公正的社会不得不创造一种公共文化以容纳那些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各种分歧,公正不仅包括正当分配事物,还涉及正确地评价事物。

    至此,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这一疑问似乎并未得到圆满解决,因为道德评价并非总能达成共识,而公正与道德却难舍难分,具有论辩性的政治哲学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一次公正的旅行并不能为我们带来执法办案的技巧,然而对公正的含义进行深入思考或许能为我们公正司法注入更加厚重的涵养,在公正的历史轨迹上,无数的大家穷极一生、孜孜不倦、著述无数,在他们的思想里遨游是一段极为艰辛的旅程,《公正如何做是好?》一书使得我们更直观地接近而不是抵达,更真切地思考而不是回答,公正的背后蕴藏着无数先哲的思想,我们谨慎地探入从而在震撼之余不断告诫日常司法工作的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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