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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为何能说了算




2014年02月14日 星期五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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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为何能说了算
——读《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
□ 王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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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来被视为神圣的殿堂,而备受各国研究者关注。人们常常陷入疑惑,在美国,为何九个大法官能拥有说了算的权力:这种疑惑有时甚至会演变为羡慕,以至于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后,留下的那句话至今让人不忘: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会变成司法问题而得到解决。

    这当然不是托克维尔的夸张之词,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就证明此言非虚。在总统选举陷入计票争议时,一个由人民选举总统的政治问题,最终竟然转化为平等保护的宪法问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布什诉戈尔一案中,以五比四的合议裁决,将布什送上了总统宝座,而中间派大法官肯尼迪的关键一票,甚至被人们称为是“一个法官挑选了总统”。

    对于域外观察者而言,人们常常迷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何拥有如此权威,最高法院的权力究竟是谁给的?偌大的一个国家为何在关键问题上,却能由九人说了算?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的力作《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以一种轻松、优美的笔调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空发议论,而是从具体案件事实甚至从大法官很多不为人知的生活与工作细节上来阐述他的观点。在案例的选取上,作者也独具匠心,选取诸如校园安全、法官伦理、司法公开、网络言论、自由死刑裁判中的民意因素等与中国当下现实隐约对应的方面,流露出作者对中国司法现实的关怀和对司法未来的期许。

    (二)

    事实上,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之前乃至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十分弱小,以至于最初的最高法院只能在国会一个阴暗狭小的地下室里办公,在其开张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无案可审,而首任首席大法官自己都承认那是一个“缺乏活力、价值与尊严”的地方,联邦最高法院也历来被人称之为是“最不危险的部门”,如《联邦党人文集》所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司法机关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他二者不可比拟。司法部门绝对无从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故应要求使它能以自保,免受其他两方面的侵犯。”

    现实就是如此,在最初的日子里,几乎一切都是空白。联邦最高法院的组成、运作、权限,制宪先贤们都没有说清楚,那又该如何履行职责呢?对此,作者在书中说得很清楚“规矩没有自己定”、“权力不足自己争”。

    在之后200多年的岁月里,凭借大法官们的卓越智慧,在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下,终于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与惯例,使得最高法院终于成为众人仰慕的有价值、有尊严的地方。当自由陷入冲突时,当民主陷入僵局时,当民意难以衡量时,在这些重大争议问题上,大法官们表现出了果敢而独立地判断。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大法官说了算,并不代表大法官说的就正确。大法官自己也承认,“世道变了,大家的想法也在更新。我们明白,我们有时是在错误中吸取教训”。世事变迁之后,昨日正确之事在今天看来或许也就变得不那么正确了。正如作者在书的扉页写下的法官汉德的那句名言:“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正是因为这样,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才会说:“我们说了算并不是因为我们正确,我们正确是因为我们说了算。”正是因为这样,斯卡利亚大法官才会说:“就算我们这么判,明天天也不会塌下来。”也正是因为这样,大法官们总是在争议中成长,最高法院总是在争议中缓慢地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其权威也正是在这些争议判决的缓慢叠加中潜移默化地形成。

    (三)

    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大法官们为什么能说了算,司法权威从何而来?答案就变得清晰起来。今日,大法官们来之不易的司法权威首先是自己努力争取与精心呵护的结果,其次是高薪制、终身制下法官们对自身权力珍惜的结果;但更为重要的是,大法官的至高权威实质上是社会公共选择的产物。

    美国社会作为一个“大熔炉”,在种族、文化、价值观、信仰等问题上所呈现出的观点越来越多元,而社会分歧也越来越大,对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可能引起人们的争议。面对这些问题,必须由一个人员相对稳定、思想与时俱进、内部相互制衡、不受强权干涉的机构来作出解释和回答,而且很多情况下,这一机构还必须超越现实,以长远目光去做审视或判断。马伯里案之后,人们便逐渐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人。最高法院当然不负众望,它已经用自身的努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认同。正如大法官苏特所言:“无论最高法院如何判决,绝大多数人都会接受判决结果。这种信任,建立在过去上百位大法官孜孜努力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我们因为继承了前人的荣誉、正直与良知才受到信赖。没有美国人民的信任,最高法院就没有权威。”

    不得不承认,正是在一个自由、多元的开放社会里,在一个懂得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国度里,通过不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力量的角力与妥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才真正完成了对其自身合法性的证成,而判决本身也就是法官对各种社会价值加以界定和权衡的社会过程。

    正如欧文·费斯教授所言:“法官的权威,不是来自任何独特的道德和技能知识,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行使的权力施加了何种限制。我相信,法官赢得尊重是因为他们与政治隔离开来,并参与到了与公众特殊形式的对话之中。法官被要求倾听那些他们所可能忽视的社会不公,为他们自己的判断承担个人责任,在公众理性所接受的基础上证明判决的正当性。”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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