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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骚扰女同事 用人单位可将其解雇
运用高度盖然性 认定存在性骚扰
工作场所严格禁止性骚扰
作品“合理使用”
如何使用才合理




2010年08月02日 星期一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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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高度盖然性 认定存在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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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堂法院审理此案的审判长廖文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实中,因工作场所性骚扰引发的劳动争议并不多见,如何认定工作场所性骚扰、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该案审理的难点和焦点问题

  职场性骚扰如何界定

  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如何界定,是本案非常关键的问题。

  本案一审审判长廖文孝法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性骚扰,一般指采用一种或多种方式针对某一特定对象,以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行为、信息、环境等方式,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民事侵权行为。

  廖文孝说,是否构成性骚扰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一是违背他人的意愿。他人表示厌恶、反感、明确拒绝、警告或以反抗行为表示拒绝,都可以认定为违背他人意愿。曾经愿意进行与两性内容相关的交流或者接触,但后来表示不愿意延续的,如果一方继续纠缠不休,也可认定为违背他人意愿。受害人迫于某种压力不得已的应酬或容忍,应当认定为违背他人意愿。二是与两性内容有关。顾名思义,性骚扰是与性有关的骚扰,因此,性骚扰行为均与两性内容有关。三是行为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直接的,如通过口头、书面、手机信息或其他方式表达下流语言或展示具有淫秽内容的图片、裸露身体部位、以下流语言挑逗、讲述个人性经历或色情文艺内容以及强迫拥抱、接吻或故意触摸碰撞对方敏感部位等行为;也可以是间接的,如明示或暗示将性要求作为获得或失去某种利益的条件。四是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如在公共汽车、地铁等场所因紧急刹车、拥挤等原因过失地接触他人身体甚至敏感部位等行为;因错写手机号码或者邮件地址,将包含两性内容的短信或邮件误发他人,一般均不构成性骚扰。

  廖文孝说,是否构成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是指该行为应发生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既指常规的上班时间,也包括出差期间、加班时间;既指固定的工作场所,也包括外派、出差的在途、食宿、工作场所等。而且行为者与承受者存在同一单位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

  廖文孝告诉记者,本案中,兄某与受害者系同一公司的员工,双方系上下级关系,且双方不存在恋爱、婚姻或其他暧昧关系。兄某是利用其担任公司维修主管的权力优势,在女下属先后不断表示厌恶、反对的情况下实施上述行为,其他同事也均认为其怀有不正当企图而骚扰女下属,其行为应认定为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

  情节严重如何证明

  性骚扰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问题,是本案另一个关键问题。

  工作场所性骚扰,大多具有突发性、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性、发生场所的特定性、行为手段的多样性、隐蔽性等诸多特点,受害者往往取证难、证明难,性骚扰事实存在与否难以认定。

  廖文孝说,认定性骚扰行为达到情节严重,一般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并结合相关情形进行综合判定: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骚扰次数多;三是被骚扰人精神状态、身心健康和工作因此受到严重干扰和折磨;四是其他相关情形,如被骚扰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骚扰情况被广为传播等等。

  廖文孝说,因性骚扰引发的侵权、劳动争议案件,依法均不属于法律、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考虑到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在证据合法性、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方面,可以考虑适度放宽证据合法性要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以非法拘禁、胁迫、窃听等侵害生命健康、隐私等权利,或者违反程序法、实体法禁止性规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性骚扰案件中,对于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对于雇佣他人秘密收集的有关性骚扰事实的证据,对于存在取证程序、手段或证据形式方面缺陷,但并没有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没有违反程序法、实体法禁止性规定的证据材料,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具体到该案,如对受害者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的手机通话录音资料,并非以非法拘禁、胁迫、窃听等侵犯兄某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也没有违反程序法、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仍可作为证据予以采信。

  廖文孝说,依据《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的规定,在性骚扰案件中,应当参酌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接近证据的难易、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等,对证明责任分配予以裁量,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而不能简单和机械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

  在主张性骚扰成立一方提供了证明被告实施了性骚扰行为证据、对方否认或反驳的情况下,应当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对方。注意适用《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和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注重考察骚扰者与被骚扰者是否存在亲密关系、证人与当事人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证人感知案件事实的可能性、判断的客观性、证人的品格等,综合审查判断证据的可采信及证明力;注重审查被骚扰者是否先有挑逗行为、被骚扰者是否抗拒、双方的个人品德操守等情况,在多为间接证据而直接证据少或者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综合权衡案件所有证据,只要能够形成证据链,能够形成性骚扰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内心确信,就应当作出性骚扰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

  廖文孝告诉记者,对受害者证言的采信及证明力的认定,法院注重结合性骚扰案件的特殊性,运用“日常生活经验”,认定女性一般不会自曝被性骚扰,这会引发社会对其名誉的消极评价,进而对其证言予以采信,而对相关录音证据证明力进行综合判定,也是该案的一点突破。在对整个案件事实的认定上,注重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发生于办公室这一特定场所以及多次采用语言挑逗、通过电脑网络发送黄色照片、趁对方不备触摸身体敏感部位等手段与方法,在公司证明性骚扰事实存在的盖然性高的情况下,合理地将证明该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方,认为其举出证明受害者事后对其关心、关系暧昧的材料缺乏证明力,采信了受害方的证据材料,运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认定了性骚扰事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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